编者按】
美国大选日临近，今年大选被认为将美国社会撕裂得格外“分明”，澎湃国际11月5日起推出“美国人说”系列报道，通过对一系列处于大选季争议议题漩涡中的美国亲历者的采访，展现不同群体中典型人物的困惑、挣扎、焦虑与呐喊。
2016年7月的一天，34岁的麦卡·怀特（Micah White）拿了朋友送的门票去费城参加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美国最富有的）0.1%的人口如今拥有的财富是底下90%的人拥有财富的总和……”希拉里在民主党初选中的对手、备受左翼选民喜爱的桑德斯，在讲台上充满激情地喊话，他连用了三个“不”字，“这是不道德的、不可接受的、不可持续的。”
这样的话语对于台下的怀特再熟悉不过，早在2011年席卷全美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美国人就是喊着“我们是那99%”的口号抗议财富分配的不公和金钱对政治的操纵。
怀特正是“占领华尔街”运动鲜为人知的创始者之一，但桑德斯的话早已无法再打动他了。
“桑德斯代表的不是‘占领华尔街’的胜利，而是象征着它的崩溃。”在10月底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怀特如是说道，“他可能引用了一些‘占领华尔街’的语言，但说到底，他不会改变政府运行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他又转而给希拉里加油助威。”
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6年桑德斯角逐总统候选人提名，美国左翼尝试了从抗议集会到政治竞选的各种手段，试图“自下而上”改变美国社会的现状，这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所利用和鼓动的右翼力量如出一辙，他们都对美国的精英政治有着强烈的愤怒和不满。
但面对接二连三的失败，这些积极参与政治的活跃分子和年轻一代对如何推动社会变革陷入了迷茫……
巨大贫富差距点燃左翼愤怒
“这完全是个悲剧。”当被问及是否对“占领华尔街”的结果失望时，怀特对澎湃新闻记者打了个比方说，“巴黎公社失败的时候，人们有多失望？”
“把金钱赶出政治。”这是怀特和在《广告克星》杂志的同事卡勒·拉森2011年发起“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首要诉求。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的判决，致使非营利组织、企业、工会及其他团体得以不受限制进行政治捐款、扶植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有利的政治候选人。
但怀特他们当时不打算对抗议者发号施令，因此鼓励抗议者自发提出诉求。然而，策划者的缺席使“占领华尔街”逐渐脱离了原计划。2011年11月5日，这场没有领导者、没有具体诉求的运动被纽约警方驱散，不了了之。
最终，怀特和他的伙伴们也没能把金钱赶出政治。美国智库“响应性政治中心”（Center for Reponsive Politics）201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就在“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当年，3.7%最富有捐赠者的捐款占了当年政治捐款总额的80%。
不过，“占领华尔街”揭示的不平等现象终于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视野。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分析贫富分化现象的《21世纪资本论》英文版跃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同年，《经济学人》杂志引述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研究称，到2012年，美国前0.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约等于其后90%的人拥有财富的总和。
“1%对99%”，这两个描述美国贫富差异的数字曾由“占领华尔街”运动传播开来，又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桑德斯等民主党人争相引用。
然而，在今年的大选中，富豪捐款人仍然施加了巨大的影响。《赫芬顿邮报》11月1日报道称，截至目前，今年捐款超过50万美元的个人和团体打破记录，总共捐出了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67.6亿元），这显示出“最富有的美国人利用了宽松的政治捐款法规，以扩大政治权力”。
“在美国，什么都坏了，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决策程序坏了。”在怀特看来，这次大选中桑德斯及其左翼支持者的愤怒，正是源于富人操控政治给普通人带来的无力感，“美国人民愤怒而又沮丧。从本地社区到全国政治，他们感到完全没有力量把社会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让美国人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11月初，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斯蒂夫·科尔曼（Steve Kelman）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也认为，今年大选中美国民众愤怒的根源之一，是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加剧的不平等现象。
“千禧一代”的向左进行曲
出生在1982年的怀特是“千禧一代”的一员（80、90年代出生的美国年轻人）。他的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在跨种族婚姻在美国许多地区尚属禁忌的上世纪70年代，父母勇敢的结合成了怀特的榜样。
从小到大，怀特每年都会想出些挑战权威的新点子：13岁时，因为拒绝在上课前起立背诵具有宗教意味的“效忠誓词”，他被禁止参加学校在年末组织的出游活动；一年后，他在学校未经许可办了一份报纸，这导致他被暂时停学；17岁那年，因为在高中里组织无神论社团，他头一次上了全国电视；大学毕业后他成天泡在以左翼政治著称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阅读各种政治运动书籍，之后利用工作间隙去欧洲研究生院读了博士。
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显示，美国人口的变化正在深刻影响美国人的政治倾向：以保守派白人居多的“婴儿潮一代”步入中老年，而以少数族裔和移民居多的“千禧一代”开始获得投票资格，这些种族、信仰多元的年轻人在政治上更倾向于自由派的美国左翼。
主持这项研究的皮尤研究中心前执行副主席保罗·泰勒（Paul Taylor）在10月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尽管年轻人可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趋向保守，但“千禧一代”在种族构成上的根本性改变可能会让这代人长期留在自由派阵营。
“不少‘千禧一代’在上大学时恰巧遭遇了金融危机，因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感受到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皮埃尔·兰德里（Pierre Landry）对澎湃新闻解释“桑德斯现象”时说，年轻人对当前世界经济体系的不满，为此呼吁变革。
哈佛政治学教授科尔曼观察发现，尽管桑德斯输掉了民主党初选，但为了吸引支持桑德斯的年轻人，原属于中左的希拉里也不得不向左转。在《经济学人》和YouGov在10月初的联合民意调查中，有55%的桑德斯支持者表示，将会投票给希拉里。
“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民主党赢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民主党指派，那民主党将同时掌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怀特预测说，“这将是（民主党代表的）进步左派一次成功的‘政变’。”
但还有45%的桑德斯支持者不打算转向希拉里。“（希拉里当选）就像俄国推翻沙皇统治后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也许比沙皇好一点，但布尔什维克会说这还不够。”怀特又拿历史打了个比方，“希拉里也许比歧视女性、少数族裔和移民的特朗普要好，但解决不了资本主义、气候变化、收入不平等之类的根本问题。”（未完待续）
离开华尔街的尝试：投身小城市长竞选
怀特说，自己对这次大选抱有一种“淡漠”的态度，“今年我不准备去投票。”事实上，在去费城参加民主党大会时，这位曾研读大量左翼思想家作品的青年更感兴趣的已不是希拉里的政策主张，而是大会上发言代表的演讲水平。
在“占领华尔街”失败后，怀特从年轻激进的加州伯克利搬到了偏僻保守的俄勒冈小城尼黑勒姆（Nehalem），开始重新思考该怎样才能真正改变美国政治，他决定做一个新尝试。
尼黑勒姆市人口不到300人，注册选民不到200人。怀特介绍说，在美国乡村小镇的这类选举中，通常只会有一个当地人参选，然后毫无悬念地当选。
怀特想改变这里的政治氛围，他的竞选目标是让所有市民参与该市的一切决策过程，而不是由市长和市议会单方面决定。但他否认自己因此进入了“体制内”，因为他想改变既有的体制，而想要促成这些改变，他必须首先取得市长的权力。
在国家层面，怀特也希望未来能有一名“革命式的人物”当选总统，然后彻底改变美国政治的运作方式。在他看来，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实际上颇有“革命性”，因为他在辩论中宣称不一定会接受投票结果，直接挑战了总统竞选机制。但怀特感到特朗普没有能力胜任总统之职，而且对女性和少数族裔有歧视之嫌。
无论在尼黑勒姆还是在整个美国，要实现怀特的政治理想仍举步维艰。
怀特坦承，尽管尼黑勒姆选民只有区区百余人，但竞选“非常激烈”。他的竞选对手就在尼黑勒姆长大，还在这里当过14年的消防员。很多尼黑勒姆居民——其中大部分是中老年白人——不理解，一个充满变革主张的外来者怎么敢挑战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我很有可能赢不了。”他说。
怀特和许多当年“占领华尔街”的伙伴们已经失去了联络。在他接触的一些左翼人士中，却有不少人一直批评他“占领华尔街”的方法错误，如今竞选市长的拉票策略也不对。
社会变革路途漫漫
而在全国范围内，怀特通过“社会运动”彻底改变美国政治的期望似乎也很难实现。早在桑德斯退选之后，关注美国左派政治的乔治城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就对《华盛顿邮报》评论说：“社会运动要获得成功，必须先得到一些政治精英的支持。”自由派思想杂志《新共和》编辑吉特·希尔（Jeet Heer）也曾写道，备受左翼选民喜爱的民主党人桑德斯想要真正实现自己的主张，必须加入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让建制派吸收并执行他的想法，而不是游离在建制派之外。
不少曾经的桑德斯支持者也做出了妥协。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就表示，为了反对特朗普当选总统，愿意投票给希拉里。他在10月31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重申自己曾支持桑德斯，并把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幸运的是，通常是年轻人在深切地关心（社会中最关键的问题），并且直接参与其中。”
面对挫折，年轻的怀特还在寻找自己的路，并试图在写作中沉淀思想。“我觉得，我写的书真正的目标读者现在还不存在，也许会在未来出现，也有可能只存在于过去。”他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在和列宁或者托洛茨基对话，他们的思想比我们现在要成熟得多。”（完）